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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如何划分法律调整的范围和道德调整的范围呢？这是一个随着社会发展而与时俱进的问题。

现为首次收入文集出版。[13]笔者一直认为上访是人治的副产品。

文化大革命的教训之一，就在于此。深化裁判文书改革，部分裁判文书上网公布。等待判决结果是个漫长而焦虑的过程。物价方面的公益诉讼、制止垄断侵权的诉讼，法院也多数不敢介入或者大案小判。以政治家来看，这是必要而英明的，以法学家而言，则必须还要加上法律公平正义角度的考量。

假定一个案件，一方有县长的批示，另一方有人情和金钱的关系，往往败诉的一方是前者而非后者。民事经济上的大量失误判例和执法不公，导致对法院体制和法院法官选任的反思，对马锡五审判方式的反思，对和稀泥的走村串户调解第一的审判方式的反思，强调法庭的当庭质证和严格的审判程式要求，从职权主义审判方式向当事人主义审判方式的演化。也就是说，在这种产权私人化过程中，如果没有一套公平公正的产权转化机制，那么个人财富增长也是相当不同，甚至于相差悬殊。

因此，讨论财产性收入，首先，我们必须清楚界定什么是财产？什么是财产性收入？一般来说，财产就是以产权契约、金融票据、证券契约形式将财富资本化的所得。但是，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尽管大家一直在强调法治，在强调对个人财产的保护，但是在实际生活中，无论实质性财产还是金融资产，个人财产保护面临的缺陷很多。对财产性收入的理解，一方面，要把这个概念、这句话放在十七大报告的语境中来理解，放在中国当前现实的经济生活中来理解。该原则不仅重申按劳分配的重要性，更为重要的是，它是对中国实际情况一种理论上的升华。

只有财富产权清楚界定，又有合适的金融市场与金融工具，这样个人财富无论是进入或不进入市场交易，都能够成为财产或资本。而要实现广大群众财产性收入增长，让广大群众能够分享中国经济改革的成果，最为重要的是民众要有财产，民众的财产能够得到清楚界定与保护。

但是，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我们仅把民众财产性收入增长理解为发展金融市场与金融工具，这样理解与十七大报告所主张的原则应该是相差很远的。因此，目前我们讨论的许多关于法治的问题还是停留在表面上，与现实需要差距很大。比如，如果个人拥有土地，也可以用它到银行抵押转换成资本，以资本的形式让土地承担更多财富并成为获得收入的财产。随着经济的发展与社会进步，不仅劳动是广大群众生活收入的泉源，民众财富在劳动中不断地增长，如何让财富成为资本、成为收入的来源，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全新课题。

就目前中国的情况来看，尽管随着三十年来中国改革，民众所持有的财产在不断增加，但是，由于转轨经济中的制度缺陷，民众对一些人所持有财产的公平性一直十分质疑，而劳动力则不同，它不仅完全依附于个人身上，而且为绝大多数人所持有。特别是在金融资产对资产持有人不能够有专门的知识与能力让其保值增值时，这种掠夺随时都可能出现。但，我认为，依法治国并不只是制定一些条例、规则、法律、制度，最为重要的是看这些条例、规则、法律及制度是如何来制定？是谁在制定？这些规则制度制定是否对绝大多数人有利？如果说我们的法律制度不是为多数人谋利，而是为一些人服务的工具，这样的法治不仅不能保护大多数人的利益，反倒成为约束大多数人的工具。在这个论述中，收入分配的核心是，要完善和坚持按劳分配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

特别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广大民众财富得到迅速地增长，如何让这些财富成为广大群众收入之来源也就顺理成章了。这一原则，是十七大报告关于分配制度改革最为重要的方面。

反之，他们的财富还可能成为他人掠夺的目标。比如，在国内许多城市的城市化过程中，大量城市居民的住房被强制性拆迁，大量农民的土地被政府所收购。

进入专题： 法治 。目前的知识界基本达成一个共识，就是要依法治国。因为，就目前中国的要素市场的情况来看，其要素的公有性仍然占主导地位。而广大群众要有财产，其财产的重要来源是如何保证国有财产的私人化过程公平公正，不要让国家的财产被少数人占有或掠夺。这样，社会的财富才能有清楚隶属关系，是谁或不是谁的。因此，创造条件让广大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不仅在于如何来清楚界定与保护产权，如何建立起有效金融市场，最为重要的是如何建立起一套有效的公平公正的国有财产私人化的分配机制。

一是个人财富必须要有清楚产权界定，用法律方式把个人财富界定得清清楚楚。即使有时会出现某些企业的超额利润或暴利，但是这种情况应该是短暂的，市场竞争机制很快会使这种超额利润趋于平均。

同时，个人要对其财富进行处置就必须要有合适的金融市场与金融工具。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投资回报率、利润率水平。

而在这种制度中，先是以各种要素在市场中的贡献做整个分配制度的基础。因此，产权清楚界定与保护，金融市场与金融工具出现，是居民财产性收入获得的前提。

比如，目前国内出现的负利率政策，就是通过一种对利率管制的方式对居民财富的掠夺。也就是说，财产性收入不仅顺应了社会经济发展之大势，也改变以往社会主义纯粹地完全以劳动为生活收入之来源的概念。而这些强制性拆迁与土地收购，由于居民及农民土地产权得不到清楚界定，从而他们的财产根本上就得不到保护，甚至于出现严重的掠夺。不能排除一些人是利用话语权对中央政策做出有利其利益的解读。

我们的一些行业、一个企业可以是一年高利润或暴利、两年高利润，甚至十年的高利润有个混账法学专家居然说花那么多钱造监狱不如把钱捐给希望工程，其弱智程度实在令人难以想象。

一个15年就可以出来，一个去地狱，天壤之别啊。有些监狱管理人员根本不负责任，不用心监管犯人。

还有些法学专家以保护人权自居（实际上他们要保护的只是罪犯的人权。假如一个罪犯犯有数罪：因强奸被判处12年有期徒刑，因故意伤害被判处15年有期徒刑，因抢劫被判处14年有期徒刑，因组织黑社会罪被判处13年有期徒刑，那么这四项加起来他的总刑期就有54年。

另一种是在错误的理念之下破坏法律，制造不公正的判决，比如云南高院关于李昌奎、赛锐、崔海宁等案的审理。他们对于如何进行有效监管，不是积极地想办法，而是出于减轻监管难度的考虑，给犯人任意减刑，使犯人早一点出去，以减轻自己的负担。在劣法之下能实现法治吗？其次，不合格的法官严重破坏法治建设。其一，有期徒刑数罪并罚的上限设置不合理，有期徒刑单项罪的上限是15年，数罪并罚的上限才20年，第八次修正案后改成了25年，但又附加上各个罪的刑期超过35年上限才能超过20年这个限制。

这么明显的缺陷，而且这个缺陷已经暴露了30年，一般人都能看出来，不知道立法者为什么看不出来？这就是立法者的太不合格。他们甚至用犯人来管理犯人，结果导致监狱中很多犯人以各种奇怪的死法莫名其妙地死亡。

不知道为什么有些人学了法律之后，对罪犯的人权情有独钟，对受害人的不幸和其家属的痛苦无动于衷，对于司法公正变得麻木不仁），老是呼喊轻刑化，说少判几年吧，早出来为国家节省开支。法学专家的观点对于立法、司法机关的法治观点产生重要影响。

因此，现实中出现无期徒刑者服刑时间比有期徒刑者服刑时间短就不奇怪了。在明明存在死刑的情况下，云南高院却违背法律拒不执行死刑，这是对法律的公然践踏，其性质同前一种一样恶劣。